1. 劳动关系变更频繁，签署劳动合同量巨大

据2021年最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8.8亿人，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约1000万，而每年跳槽率约15%-20%。相当于每年约1.5亿人/次的企业劳动关系变更，以及3亿份劳动合同的签署。因此，劳动关系变更频繁，签署劳动合同量巨大，且各地已有多家人力资源平台，如何将数据统一对接，同步到省人社厅，方便统一管理，是提高数字化服务能力的基石。

2. 人力资源平台多，人才数据不集中

各区域不但有地方人社局，而且还有很多人力资源平台，包括多家招聘网站，平台多，人才数据不够统一，无法集中有效统一管理。人力资源平台多，且系统数量多涉及面广，数字化转型推进难度大。因为系统分散在各级人社部门，每当国家、部、省布置相关工作的时候，就需要全省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同步布置启动相关的对接改造工作，各级的工作量非常大，能否如期完成各项工作，每次都是对各级人社部门的一个考验。同时各地重复建设、资金投入大、运维成本高、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非常突出。

3. 数据共享较难，统一联动性差

因为区域人社局和人力资源招聘网站等业务系统建在各地，所以业务系统的数据指标不一致、代码分类差异大。在数据归集的过程中，各地的数据质量良莠不齐，存在指标项错误、缺失等问题。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数据一经归集，数据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情况就凸显出来，导致部分数据被清洗掉，或者部分数据不可用。部分业务还停留在手工管理阶段，无法形成系统的业务数据。这些都对数据的归集共享利用带了困难。

4. 业务以及数据安全标准不规范

数字化步伐加速，数据串联起不同机构、不同行业间的生产要素，开放、融合的数字生态正在形成。但与此同时，万物数字联结生态中因数据安全标准不一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在政务服务一体化的背景下，业务的标准化和技术的标准化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只有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行业务流程设计和系统开发，互联互通才有可能。现阶段电子政务建设正处于快速迭代期，标准往往滞后于项目的建设。于是，项目建设过程中就会产生各种反复。此外，由于目前系统是分散在各个层级，地方上对标准规范的理解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最终实现的结果和预期有很大的差异。还有些地方因资金、人员等客观原因，不愿做、不想做系统改造，应付了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此，构建标准化、统一化、智能化、纵深化的数据安全标准防御保障体系，打造放心可信的数据安全生态圈，成为广大数字化主体的一致需求和愿景。

5. 人才流动量大难预测

人社厅承担人才的就业创业指导、引进调配及高层次人才政策的落实工作。面对大量的人才缺口及各城市间的“抢人大战”，若人社厅无法建立宏观的就业、失业统计监测和预警制度，将处于“抢人大战”的劣势地位。同时，网约服务呈现用工需求多样、人员流动频繁、劳动关系模糊、平台监管欠缺等问题。

6. 劳动关系复杂难管理

人社厅就业管理服务部门负责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的相关工作。失业人员再就业、高校毕业生、外卖员、跑腿服务人员、快递员、家政服务人员等重点对象的人事流动巨大且受到广泛关注。政府部门在用人单位、人员资料、劳动合同的纸质合同管理上需要做得更加专业和精细，这将耗费巨大的仓储和管理成本。

7. 违约事件频发难预防

人社厅作为监管机构针对合同违约现象很难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虽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为共同当事人，但在实际的劳务派遣案例中，涉及到劳动者、实际用人部门和劳务派遣单位（包括网约服务平台）三方。劳动关系存在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但法律意义上却是劳务派遣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因为没有正式合同，不会仔细查看对方证件，而派遣单位又难以到现场核实劳动者身份，导致有很多劳动者顶替、冒用他人身份签订合同的情况发生。

8. 纠纷维权案件难取证

随着劳动双方法律观念的提升，劳动纠纷案件逐年递增。人社厅在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具体办理工作时，往往取证难、成本高。因纸质合同易篡改、易丢失，针对违约、纠纷案件的频发，如果涉及劳动诉讼，调查取证周期长，费时费力，制度不够完善，监管难以深入。

9. 签约过程繁琐低效

人社厅在跟每家用人单位对接的过程中，用人单位需要的人员数量、岗位不尽相同，劳动者分布较广，试用、转正、守则、调薪、转岗、离职、违约、解约等各类合同繁多，签署签约流程繁杂，各类工程循环往复，导致签约效率低，劳动意愿难以确认，代签等问题难以防范，网约服务难以监管。而纸质合同来回邮寄周期较长，合同要专业人士跟进管理并鉴别防范，从时间和成本上来看，比较费时低效。